你认为三农问题最为严重的是什么问题?有什么表现?如何解决?
我现在已经上班了，呵呵，去年考研的时候，还记得不少，我尽量帮帮你找找，你看看有用没，理解一下内涵，摘抄重点（其实主要就是以下7点的第一句话，后面的是解释）：
(一)农村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劣势进一步显现，并有恶化的趋势，是造成农村脱贫难和返贫率上升的根本原因。首先，自然环境恶劣是造成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中，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中西部山区、丘陵和交通闭塞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农业产出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低。加之复杂多变地理环境，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导致旱灾、渍灾、风灾、雪灾等自然灾难频发，致使这些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货币收入低，农民脱贫迟缓。其次，贫困地区的农村资源日渐缺乏。多年以来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农业生产技术研发推广滞缓，农村经济的发展过多地依靠于农村资源的消耗。目前，农业生产中科技贡献率为40左右，发达国家在70左右。科技转化率也不强，仅为30左右。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的严重，致使农村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土地的人均占有量，由2000年的1.63亩，降到2009年的1.34亩。在现有的农村土地资源中，水源充足，排灌设施齐全的优质耕地面积少，仅占现有耕地面积的34.5，中低产田的面积占65.5。有66的耕地面积分布在山区、丘陵和高原地区，土地质级差，产出量低。水资源短缺，中国水资源不足，不仅在时间、地域和人口占有量上分布不平衡，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致使河床抬高，河流淤塞，极易造成洪水泛滥，增大了农业风险和农村脱贫的难度。加之，现今城市经济的发展，仍然以牺牲农村经济为代价，继续对农村资源的掠夺。低价位的农村土地的圈占，高价位的农资化工产品的输出，进一步加大了农村贫困化趋势，造成返贫率的不断上升。
(二)农村经济发展态势的波动，加剧了农村贫困的严重性和农村脱贫上的反复性。农村经济的发展仅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就有过三次大的波动，也造成了农村脱贫的三次起伏。一是家庭承包经营实施初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释放，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农民收入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急剧下降。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前的2.5亿，降低到5000万。农村脱贫效果明显，且返贫率很低。二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头两年。由农业结构调整滞后，农产品价格下滑，造成农产品的相对出现过剩。农业经济滑坡，加之农业生产资料的不断上涨，农民收入显著下降，农业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同时，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乡镇企业未能经受住市场经济的冲击，纷纷破产、倒闭。形成巨大的债务包袱，不仅拖垮了农村集体经济，而且给正面受农业无效，甚至负增长压力的农民雪上加霜。农村贫困化趋势加大，农民返贫率急剧上升。一度突破九千万，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二次农村贫困和返贫率高峰（第一次是上实际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三是从2002年底开始，国家逐步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国家西部开发展战略的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改革的全面推广，农业效益开始显现，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开始回升，农村脱贫步伐加快。非凡是国家加大了对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的地区的扶贫攻坚步伐明显加快。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效果明显，成果显著。但由于国家的这种政策性投入著有明显的短期行为，农村税费改革中的暴露出的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制约了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速度。这种贫困不仅表现在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温饱问题难以维计。而且还表现在城乡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据有关方面猜测，现在的基尼系数为0.45（目前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巴西的基尼系数为0.61）。这种状况不仅导致农村脱贫的艰难，而且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
(三)农村税费改革体制设计上的不够合理，增大了农村脱贫的艰难与返贫率的上升的风险。正在全国推广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但由于最初体制设计上的不够合理，造成了新的农民负担的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导致农村脱贫的艰难与返贫率的上升。突出表现在：首先，一刀切式的减负和改制，使合理的收费项目和关乎农民增收的涉农部门一并取消，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失去了农村基层组织应承担的配套资金的筹资渠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无法争取到国家政策性资金的投入，影响了农业生产经营条件的改善，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涉农部门的改制，使农业科技体系和生产服务体系面临瓦解。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潜力受到抑制，给农村脱贫造成难度。而税征依据的不合理，导致了粮食主产区、单一的农业收入地区和中西部人少地多的地区的农民相对负担的增加。使本应脱贫的地区农民，不仅没有脱贫，反而因相对负担的增加，而加剧了贫困程度，使这些地区的返贫率上升。其次，农业税的取消，在降低了农民平均负担的同时，加重了以解决温饱为生产目的的，小面积从事农业产业的农户的相对负担，使这部门农民的温饱问题受到威胁，轻易造成新的返贫。
(四)农民文化程度低下和农民自身的惰性，造成低素质的农村人力资源增加,是农村脱贫难和返贫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有资料显示：在农村人口中，15岁以上的文盲与半文盲为15.3，西部欠发达的地区超过了20。在农村现有的就业人口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0.1，初高中文化仅占4.5，文盲和半文盲占22.25，农民的文化程度低。在农村目前的情况看来，与其说农村人口的贫困是农民收入的贫困，倒不如说是农民知识的贫乏。正是这种文化素养的缺乏和存在于农民的文化观念中一种强大的惰性的劣根性的影响，导致他们接受新知识，利用新技术的能力低。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和贫困的人群里，这种知识的贫困和自身的惰性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正是这些地区和这些人群脱贫难和返贫率高的要害所在。
(五)过快的农村人口增长，难以转移出去的剩余农村劳动力，是滞缓农村脱贫，导致返贫率上升的又一动因。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加，使农村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逐年减少。巨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和严重的就业形势，在一定时期里，将会是许多行之有效的农村扶贫措施难以发挥其及至的效能，影响到农村脱贫的步伐。在中西部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目前已陷于了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出生率越高，农村资源占有率越小，农村收入渠道越窄，农民越穷，农村脱贫就越难，而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贫困人口增长率和返贫率就越高的怪圈中。
(六)现有扶贫机制的不健全，是诱发农村贫困和返贫率上升的人为因素。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村的扶贫政策性投入和资金的投入是很大的。非凡是，近两年的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有资料显示：2000年，中心各项专项扶贫资金达248亿，比1980年比增加了30倍。中心政府累计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是1680多亿元，其中财政资金是800多亿，信贷资金是880亿。应该说这些资金的投入，对改变农村贫困状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扶贫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国家的扶贫专项资金并未完全用来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大量扶贫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据资料记载，在1997年至1999年，中心和地方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投放扶贫专项资金488亿。其中被通过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等形式挤占扶贫资金43.3亿，占扶贫专项资金总额的20.43。人祸大于天灾，治理机制上的漏洞，是造成农村脱贫步伐缓慢和返贫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因灾致贫,因病(地方病)返贫是农村脱贫难和返贫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农村脱贫难，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医疗、卫生的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所致。农村改革使农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农民接受教育的费用也呈上升趋势，而且这种增幅大大超过了农民收入增长水平。加之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教育的相对投入减少，农家子弟上学更难，农村辍学率在上升，非凡贫困地区的农村辍学率更高。即使是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投入增长幅度最大的2004年,国家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各类专项资金也仅为100亿,这与同期国家对整个教育的投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据说这还比2003年增加了72，可见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不足。贫困地区农民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低，导致低文化的农村劳动力在社会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就业面越来越窄，致使收入来源的单一农民收入水平的下降，使脱贫变得更加艰难。随着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农村看病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贫困地区，每万人不到3名医护人员。因病致贫，非凡是地方病如，血吸虫、肺结核等病的无钱医治，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而社会救助的乏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体系的不健全，或者说在贫困地区这个概念都没有，农村脱贫如何不艰难？农村返贫率怎么会不高？
解决方案：
要解决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降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基数，缩小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差距，防止脱贫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反弹，必须从战略的高度，透过三农现象，研究解决好农村脱贫与返贫的问题:
1.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促进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是解决农村脱贫与返贫的根本手段。农村的脱贫与返贫的问题，说到底是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是农民收入水平问题。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就会提高，农村脱贫就有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非凡是以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电力、通讯等为主体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中西部欠发达和农村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对于这些地方的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国家应像对待城市建设投入一样，将建设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统筹解决，确保贫困地区的农民增收。对于乡村道路、电力、通讯等，国家应加大投资比例，来加快这些项目的建设速度，以适应农村扶贫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国家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改善农村信贷环境,降低信贷门槛。通过建立农民信用担保制度，拓宽农村融资渠道。通过加快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居环境，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显著提高，来达到加速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迟缓农村返贫率的上升趋势的目的。
2.加大现行的“一减三补”的政策力度，进一步减轻贫困人口的相对负担，是确保贫困人口不返贫的必要手段。从2004年开始的减免农业税，取消烟叶以外的特产税，对种粮农户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的农民实行粮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两减三补”政策，有力的促进了农民的增收，非凡是对贫困人口的脱贫，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项政策要在巩固2004年的投入力度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并且要实行三个倾斜：一是要向中西部自然环境恶劣和资源缺乏的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倾斜，使该地区有足够的资金来启动更大大范围的农村脱贫。二是要向以农业收入为主，农民收入来源单一的贫困人口倾斜，缩小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贫富差距。三是要向以解决温饱为目的的，小面积的贫困农业户倾斜，使他们的温饱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尽快走上脱贫道路。
3.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和农村服务体系，提高贫困地区的农业附加值，是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重要手段。农业技术落后，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农业服务体系不健全，是导致农村贫困和返贫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因此，国家应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农业科研投资力度，加快贫困地区农业科技人员的培养，引进农业扶贫项目，帮助贫困人口提高农业附加值。并且通过完善农村贫困地区服务体系，在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立改革农产品贸易方式，建立稳定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农资市场的治理力度，通过多种手段，控制粮价和农资产品如，化肥、农膜和农药等价格的波动，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的坑农害农的行为。稳定贫困人口的收入，确保持续脱贫且不返贫。文秘站-www.cnwmz.com版权所有
4.加快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综合素质，是农村脱贫和防止返贫率上升的要害手段。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影响，农民素质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脱贫难的一大主要原因。而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不健全，加重了贫困人口看病的负担，造成农民的贫困。文化贫困和因病致贫是农村贫困问题难以解决的痼疾。因此，国家应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文化、卫生投入，通过对贫困人口的文化、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扩大贫困人口的就业渠道，增加他们收入，促使早日脱贫。通过在贫困地区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养老保险、贫困户救助机制，来解决贫困人口看病难的问题减，轻贫困人口的新增负担，降低贫困人口的返贫率。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最严重的是 “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表现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中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
对策
（一）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在指导方针上，要改变城乡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传统观念，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全局意识，做到城乡发展一盘棋，从思想上切实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发展模式上，要扭转局限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惯性，确立用工业化富裕农民、用产业化发展农业、用城镇化繁荣农村等综合措施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观念，以工业化的视角和系统工程的方法谋划农业的发展。在发展战略上，要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重点做到“三个倾斜”：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着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能力；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着力提高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保障水平；向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倾斜，理顺基层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完善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职能，着力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
加快推进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生产。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从战略主导产业、区域优势产业、地方特色产品三个层次入手，加快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一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挥比较优势，搞好产业布局规划，科学确定区域农业产业发展重点，促进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构筑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格局；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引导龙头企业和农户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利益共同体，增强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二是多元化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要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与农业产业带相配套，加快农村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物流业，把仓储、运销、包装、服务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增加信息量，增强时效性，扩大覆盖面。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需求特点，及时调整农产品结构，扩大出口，增加收入。三是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没有标准化，就没有市场化。在建立县、乡和农村批发市场为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的基础上，以生产基地为载体，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强化标准推广，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按标准化要求组织生产，从源头上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大力发展劳务产业
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做足农业和农村内部的文章，更要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立足农民就业渠道、就业空间有限的实际，切实把劳务输出作为重大战略来实施，作为重要富民产业来发展，作为最大经济项目来推进。要着重在积极开辟大量转移的新途径和形成有序转移的新机制上狠下功夫。一是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劳务服务的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市、县、乡、村四级劳务输出网络，为外出务工农民提供信息、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有计划、有目标地组织劳务输出，以减少盲目性。二是要搞好培训。逐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适用技术教育，开展劳动力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技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三是要创造良好环境。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清理和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解决好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及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安全没有保障等突出问题，并为他们在子女上学、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
（四）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
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工业化、城镇化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全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首先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坚持“规模适度、增强特色、强化功能”的原则，统筹安排城镇各类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协调落实好工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环保和公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项目，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要发挥比较优势，搞好城镇的特色定位。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界定城镇功能，注重发展特色主导产业，逐步形成一批市场型、旅游型、加工型、生态型等特色鲜明的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小城镇。第三，要以项目为载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围绕“路、水、电、医、学”五个重点，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为城镇居民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第四，坚持建管并重方针，积极探索小城镇建设与管理有效结合的新机制。通过依法管理、综合治理，逐步建立起法治化、社会化和民主化为一体的新型城镇管理体制。
（五）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按照“政府引导、科技支撑、政策扶持、法律保障”的思路，研究和探讨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措施和办法。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健全完善科技承包和科技推广制度，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进一步抓好地膜覆盖、种子工程、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农村沼气等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积极组织和整合资源，加强高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加大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整体水平。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采取其他各种有效途径和措施，对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村劳动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门类的适用技术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强应用和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能力。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为农业科技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最严重的是 “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表现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中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
对策
（一）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在指导方针上，要改变城乡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传统观念，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全局意识，做到城乡发展一盘棋，从思想上切实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发展模式上，要扭转局限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惯性，确立用工业化富裕农民、用产业化发展农业、用城镇化繁荣农村等综合措施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观念，以工业化的视角和系统工程的方法谋划农业的发展。在发展战略上，要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重点做到“三个倾斜”：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着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能力；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着力提高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保障水平；向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倾斜，理顺基层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完善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职能，着力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
加快推进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生产。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从战略主导产业、区域优势产业、地方特色产品三个层次入手，加快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一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挥比较优势，搞好产业布局规划，科学确定区域农业产业发展重点，促进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构筑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格局；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引导龙头企业和农户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利益共同体，增强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二是多元化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要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与农业产业带相配套，加快农村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物流业，把仓储、运销、包装、服务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增加信息量，增强时效性，扩大覆盖面。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需求特点，及时调整农产品结构，扩大出口，增加收入。三是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没有标准化，就没有市场化。在建立县、乡和农村批发市场为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的基础上，以生产基地为载体，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强化标准推广，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按标准化要求组织生产，从源头上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大力发展劳务产业
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做足农业和农村内部的文章，更要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立足农民就业渠道、就业空间有限的实际，切实把劳务输出作为重大战略来实施，作为重要富民产业来发展，作为最大经济项目来推进。要着重在积极开辟大量转移的新途径和形成有序转移的新机制上狠下功夫。一是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劳务服务的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市、县、乡、村四级劳务输出网络，为外出务工农民提供信息、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有计划、有目标地组织劳务输出，以减少盲目性。二是要搞好培训。逐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适用技术教育，开展劳动力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技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三是要创造良好环境。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清理和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解决好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及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安全没有保障等突出问题，并为他们在子女上学、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
（四）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
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工业化、城镇化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全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首先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坚持“规模适度、增强特色、强化功能”的原则，统筹安排城镇各类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协调落实好工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环保和公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项目，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要发挥比较优势，搞好城镇的特色定位。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界定城镇功能，注重发展特色主导产业，逐步形成一批市场型、旅游型、加工型、生态型等特色鲜明的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小城镇。第三，要以项目为载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围绕“路、水、电、医、学”五个重点，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为城镇居民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第四，坚持建管并重方针，积极探索小城镇建设与管理有效结合的新机制。通过依法管理、综合治理，逐步建立起法治化、社会化和民主化为一体的新型城镇管理体制。
（五）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按照“政府引导、科技支撑、政策扶持、法律保障”的思路，研究和探讨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措施和办法。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健全完善科技承包和科技推广制度，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进一步抓好地膜覆盖、种子工程、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农村沼气等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积极组织和整合资源，加强高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加大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整体水平。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采取其他各种有效途径和措施，对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村劳动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门类的适用技术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强应用和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能力。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为农业科技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个人认为在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农民与农业相关企业的距离。
这两个都不怎么好弄
生产方式：众所周知我国农业用地很少，被称为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养活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在城镇化过程中逐渐减少，大部分土地还都在农户个人手里。想升级生产方式就得引入科技种田，但由于田地分布不集中又分散在小户手里无法实现科技化、机械化甚至智能化种田来提高产出。所以政府提出整合土地资源是对的，但是还没有深入，地方政府更不给力。可以将过去的公社公司化建立乡镇公司统筹资源的利用、利益的分配。这就要打破原有的农户的土地思想。
农民与农业相关企业的距离：这时的农民也可以是上面的公司，直接与企业组成贸易关系，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农民收入。只有有了足够的资源就有较大的话语权，没有了过去的买方市场（这想法有点天真）当然可以自产自加工自销提高农作物附加值（这个比较值得推荐）。
还要骂下现在最基层县、乡镇对新农村理解的错误，不是新房子就是新农村了。
纯手打 个人见解 自我感觉不太成熟 呵呵
农业 农村 农民问题最严重的当然是农民问题。城乡不能一体化，权力 不同。表现太多了。你是要书本答案就楼上，你是选材料，可以网上搜搜姜杰老师的书。
中国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答：- 农村基层政权面临执政能力弱化、形式主义泛滥、农村重债、干部流动方式不当、不作为与无序行为并存等问题。最严重的是信任危机。二、农业问题 1. 粮食安全问题 - 粮食问题一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安危、世界和平与安定的大问题。2. 农业政策问题 - 农业的发展仍然依赖于政策、科技和投入。三、农民问题 ...
中国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答：2、基层政权问题 当前，农村基层政权面临着执政能力弱化、形式主义泛滥、农村重债、干部流动方式、不作为与无序行为并存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是肤浅的。农村基层政权面临的最严重、最危险的问题是信任危机。二、农业问题 1、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问题曾是千百年来困扰人类和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天”字号的大...
中国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答：当前，农村基层政权面临执政能力弱化、形式主义泛滥、农村重债、干部流动方式以及不作为与无序行为并存等问题。其中，最严重和最危险的是信任危机。二、农业问题 1. 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问题一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安危以及世界和平与安定的一大问题。2. 农业政策问题 农民总结农业变化有“一靠政策，二靠科技，...
三农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
答：1. 核心问题在于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即如何在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时，确保农业现代化得到同步发展。2. 关键问题在于农民的状况，以及农村的民生问题。不仅农业发展存在诸多不足，农村民生问题更为突出。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哪三种
答：2. 农民问题：这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权益的缺失，这涉及到土地问题、生产经营权益、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民的社会政治权益以及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等问题。3. 农村问题：这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实质上，它是关于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议题。这包括农村区域的产业结构...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问题
答：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是一个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解决好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是研究三农问题的关键，这需要从居住地域、从事行业、主体身份来考虑。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应对农业发展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答：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的权利得不到相应的保障。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时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关系到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注意：“三农”问题是我国现在高度重视的问题，是工作的重中之重、立国之本，也是政府的首要...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问题和什么问题
答：收入问题和土地问题。根据查询农业农村部的官网得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和土地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都是国家的重大问题,而粮食生产又...
答：（2）结合所学可知，1958年我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的失误，使得左的错误在全国各地严重泛滥，国家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故农业生产开始大幅下滑。（3）结合所学可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在农村...
三农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答：问题一:三农问题的问题原因分析 工业化、城镇化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当前全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
